中国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

时间:2018-06-15 10:01 来源:未知

北京大火之后的强制搬迁,一夜之间,造成了无数人流离失所,与此同时,人们发现政府文件中堂而皇之的出现了“低端人口”的说法。其实,这只是中国大城市政策浪潮之下的一个浪花。

户籍博弈

从经济学的视角看,城市病,诸如拥堵、人多、城中村、公共服务不足等,作为一系列事实,属于“实证”范畴,即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。但是,是否需要解决、如何解决,则属于经济学上的“规范”范畴,即这些现象是否合理,是否需要纠正,以及如何纠正,这涉及道德、伦理、政治、公正等角度。

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,城市病难道不需要解决吗?实际上,答案取决于从哪个群体、阶层、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。

如果用城里人的视角来看,以前,医院人少,公交车也不拥挤,四合院宽敞,弄堂充满人情味,大街上车也不多,现在虽然医院设备好了,地铁也更快,房子面积更大,但却要排队、拥堵。且不说,这是一种对过去记忆的美化,中国大城市的公交一直很拥挤,高峰时期的电车绝对不比地铁宽松;也不说,经济发展,必然伴随着些现象。如果与城里人的“美好过去”对比,以及希望地铁宽松、看病不排队的角度来说,大城市的确病了。

不过换一个群体的视角呢?

用农村进城的外地人的视角来看,原来看病需要走50里山路,而现在看病需要排1小时队;原来出行只能坐拖拉机,而现在出行有拥挤的地铁。显然,在他们眼里,这是公共服务的改善,而不是降低。

在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,集各种“低端人口”之大成的贫民窟、城中村,是最典型的。“贫民窟”是一个事实,对于这个事实,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。负面影响是,“低端人群”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、治安,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。不过,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,贫民窟却是正面的,是梦想开始的地方——虽然在“贫民窟”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,但在这里生活,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,以及更好的前景。

所以,中国大城市病的本质,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,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,即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,借助市场化获得的一定程度上的迁徙自由,通过“用脚占取”的方式,进入到大城市分享、分摊改革成果、公共服务,纠正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。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剥夺,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。从这个角度,是还过去的债,是迈向更公平社会的必然代价。

那么,中国的大城市病,本质上是多个阶层之间的博弈。是“不可容忍的、必须解决的、能够解决的”,还是“可以容忍的、符合规律的、必须接受的”,不同的视角,决定了如何定性问题、对问题的容忍度、以及如何解决问题。

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,就是“城里人”与“农村人”之间的博弈与争执。政策选择上,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,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;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,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“低端人口”,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,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。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,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。

(责任编辑: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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